南大教授指称同行抄袭遭指责 被解读为派系之争
从汪晖“抄袭”到学界的“中国模式”
在汪晖是否抄袭的争论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下学术界的各种“中国模式”：拉帮结派、急功近利、心浮气躁……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南京
抄袭风波起
对于《反抗绝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都不陌生，这是研究鲁迅的经典著作之一。这也成为事件的一个伏笔——因为总有学生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觉得有必要读一读汪晖这本写于20年前的著作。
他先是觉得晦涩——这也是不少人看汪晖著作的感受。之后，又对书中一些内容产生了疑问，“有点眼熟，怎么会不眼熟呢”。他查了自己经常翻阅的几本书，“这些书都是研究生阶段读的，对于很多内容都有印象”。对照阅读之后，他得出了两个结论：文理不通，抄袭剽窃。于是，他写了一篇《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刊登在《文艺研究》上。
3月25日的《南方周末》又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因为王彬彬觉得“刊发于《文艺研究》上的文章有两三千字的删节，希望有一个完整版，而对方刚好有这样的版面。”至此，大众媒体开始介入这一事件，王彬彬开始与汪晖捆绑在一起见诸网络和纸媒，轮番接受各种不请自来的声援和攻击。
短短一周时间，事件的发展渐渐超出他的想象，尤其在他不熟悉的网络空间上——新浪网甚至为他开了个博客，最近也是唯一一篇日志的时间停留在3月26日。也有人以他的名义杜撰了一篇他批驳毛泽东诗词抄袭的文章，为他坊间流传的酷评学者形象再添一笔。
王彬彬对此颇为茫然，“除了浏览网页、收发邮件，我在网络上几乎不做其他事情”，因此，网上的攻击并没有直接渗入他的现实生活，而他连珠炮似的语速下表达出的只有一个意思，这个事件与他之前、之后都无关，尽管他仍在默默关注参与进来的各方言论——不认同却也不反驳。
王彬彬在“被妖魔化”的同时，也陆续得到一些支持。有人发短信声援他，有人在网络上继续贴出涉嫌抄袭的证据。在他任教的南京大学，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受到更多的瞩目，“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不过是提出一个问题。”在学生眼里，王彬彬是一个耿直的老师，快人快语，翻看他之前的经历，很多都与麻辣快评联系在一起，包括他曾经批评过的金庸、王朔、余秋雨，都没少为他惹来争议。
王彬彬对别人指他靠骂人来炒作显得很恼火，“一个搞批评的人，总会有说人家好或不好的时候”，但这一次在他看来是证据确凿的批评，却引发了连他自己也搞不懂的争议。
《反抗绝望》是汪晖的博士论文，按照汪晖在新版序言中的说法，该论文写于1986到1987年之间，1988年4月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该论文被编辑成书，经历了4个版本，作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的成名作广为流传，王彬彬在文中将它称为汪的“第一桶金”。
近年来，学术界不断曝出抄袭事件，但此次事件，无论是受关注度还是影响力都超过从前，大众媒体的参与以及网络平台的论战使得一个本该在学术范围内讨论的问题被赋予了多重涵义。
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也认为王彬彬的文章中，“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在被问及王彬彬指出的问题是不是硬伤时， 严家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抄袭是否成立成为争论的核心问题。汪晖的支持者认为，王彬彬文中所指内容属于学术失范，尚未到达抄袭的层面，尤其是拿20年前的文章说事未免太过苛刻。王彬彬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这本书不断地再版，2008年还增订再版一次，按照出版界的规矩，每增订一次就可以算是新书，学校里可以算新书报成果了，所以不能说是20年前的。即便是30年前，300年前，500年前，比如明代一本有名的著作，你发现它里面很多东西抄袭另外一个人，你作为后来的研究者，你发现它就是一件重要的事……尤其是修订再版，修订说明你是根据今天的标准，哪些观点增加进来，哪些观点陈旧去掉。”
又一次“派系之争”？
王彬彬的抄袭说并未让另一部分人信服，尤其是汪晖的学生和支持者。在豆瓣汪晖小组上，汪晖的粉丝自发收集支持汪晖的言论，或是对王彬彬在文中的抄袭证据进行反证驳斥，甚至翻出王彬彬旧作指其文中也有相同问题，其中也不乏言语攻击。抄袭说并不能撼动汪晖儒雅的学者形象，以及课堂上常常座无虚席的影响力。
《反抗绝望》三联版的编辑舒炜在《“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中也对王彬彬的文章给予了回击，并就参见式注释做了具体解释。王彬彬对此未做回应，网络上的混战依旧持续——有网友指责王彬彬翻出20年前的旧账是别有用心，动机论也浮上水面，各种猜测和争论让这个事件渐渐超出原本的探讨范围。与此同时，豆瓣上的读品、汪晖小组也就各自立场展开激辩，内容从抄袭是否成立延伸到南北暗战、派系之争等问题上。
王彬彬坚持认为，这是学术界的事，希望限定在学术界内部讨论，里面有很多规则学术界的人心知肚明，但跟公众解释不清到底什么是抄袭。“我批评的人多了，为什么批评汪晖就被认为是南北派之争呢，我不是针对汪晖个人，我对他个人没有意见，这个问题是提给学术界的。”
尽管如此，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批评汪晖就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王彬彬坚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但他还是被人为地归为自由派，与汪晖所代表的新左派进行一场所谓的派系之争。而作为舆论眼中的“新左派旗手”，汪晖久居舆论的漩涡中，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争论，这一次也不例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曾爆发过一场被称为“世纪之交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论战。这场论战本身就颇有争议，新左派一方并不认同这个名称，而作为新左派领军人物的汪晖也更倾向把自己定义为批判知识分子。学者许纪霖在后来的一篇对于此次论战的反思文章中这样评述：“与以往的意识形态论战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双方都是80年代以来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曾经是改革和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和鼓吹者。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并展开了全方位的论战。”论战的焦点集中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上，双方对于腐败根源也存在分歧。最后，双方都未能获得实质性的收获，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尽管没有真正解决，却对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巧合的是，汪晖在其2000年出版的《死火重温》一书中曾写道：“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眼下，汪晖自己的文章又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而事件似乎也被看作某种象征了。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80年代的学术规范的确没有现在严格精细，但是抄袭和学术失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王彬彬觉得，学术规范越来越严格，反倒说明现在的学风越来越有问题，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学风更为严谨，“当时有人抄袭了，杂志社除了退回稿费，发更正声明，还要向被抄袭方道歉，抄袭的那个人也跟着消失了。”
学术生态环境的变化一步步拷问着学者治学的道德底线。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学术界人士都认同一点：现在的学术生态很糟糕，“一团和气，拉帮结派，功利化”。除了学者本身存在问题，他们扎根的土壤是否也出现了变异——在学术之外，学者们也承担着外人所不了解的额外负担，而这也是“抄袭事件”之所以屡见不鲜的根源之一。
学术界的“中国模式”
某重点大学青年教师杨欣雨对于学术圈里的各种新闻已经视觉疲劳，这次也不例外。作为圈里人，她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远比观望这样的新闻重要得多。
